“‘痛苦之无意义’伴随着日渐高涨的对医学的期待，让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显得难以忍受。我们不再拥有意义关联、叙事、更高的审查机构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床垫太软，让人受罪。
其实，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
——韩炳哲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代人的痛苦经验有一个主要标志，即认为痛苦毫无意义。能在我们面对痛苦时给予我们支撑与方向的意义关联不复存在。我们完全失去了忍受痛苦的技能。将痛苦限定在医学、药理学领域，摧毁了“克服痛苦的文化程序”。如今，痛苦成了要用止痛药来战胜的毫无意义的疾病。作为单纯的身体上的折磨，它完全脱离了象征秩序(symbolische Ordnung)。

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笔下的泰斯特先生(Monsieur Teste)代表了敏感的现代市民，他们将痛苦经验为毫无意义的、纯粹的身体折磨。基督教的叙事曾是神圣的麻醉剂和兴奋剂，如今，它已经彻底离开了痛苦：“痛苦无意义。”瓦雷里以此将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念头付诸语言，这念头如上帝之死一般沉重。人类失去了叙事的防护空间，从而失去了以象征的方式缓解痛苦的可能性。没有任何防护，我们任由空洞、失语、赤裸的身体摆布：“这个简洁的句子标志着一段发展历程的历史终点，在这段发展历程中，人们将痛苦从其传统的文化编码中剥离。痛苦首次显现出对‘意义’的抵抗力……若非……大刀阔斧的删减，无以成就这样凝练的句子。19世纪的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看上去似乎将基督教的语义彻底从文化体中去除了……瓦雷里的话与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异曲同工。伴随这样的句子，我们感到宇宙之冰冷沁骨入髓。”

对于泰斯特先生来说，痛苦是无法讲述的。它摧毁了语言。痛苦现身之处，句子便被打断。只有省略号指引人们注意痛苦的存在：“‘……啊！’他很痛苦。他说：‘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只是……您稍等……我在数沙粒……然后，只要我看见它们……不断加剧的痛苦逼着我去观察它。我想着它！——我只等着自己能喊出来……一旦喊出来——这个东西，这个可怕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小，直至从我内心的视野中消失……’”

面对痛苦，泰斯特先生默不作声。痛苦剥夺了他的语言，摧毁了他的世界，并将他困在一副沉默的躯体中。基督教的神秘教徒“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von Avila，1515—1582)是一个可以与泰斯特先生对立的形象。在她身上，痛苦非常善于辞令，“讲述”以痛苦为开端。基督教的叙事，化痛苦为语言，并将她的身体转变成一座舞台。痛苦加深了她与上帝的关系，制造了一种亲密、一种强度，甚至带有情欲意味。一种神圣的情欲使痛感翻转为快感：“我看见面前的天使手握一支金色长箭，金属箭头上貌似带着一小簇火焰。我感觉天使用长箭反复刺穿我的心脏，直刺入最深处，当他再次拔箭时，仿佛将我心最深处的一部分也一起抽离。当天使离我而去，我周身燃起对上帝的爱恋之火。伤口如此疼，以至于榨干我痛苦的喘息；然而，这巨大的痛楚所引发的快乐也如此热烈，以至于我不舍得请求痛苦放过我，除了上帝之外，我无法再用其他来满足自己。虽然肉体也极大程度地参与其中，但这种痛苦却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痛苦是一种症状，表明一个人的故事有阻碍，不够流畅。因为这处阻碍，病人无法将故事继续下去。精神性的痛苦表达了隐藏的、压抑的言辞。词汇变成了真实存在之物。治疗方法是将病人从语言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他的故事再度流淌起来。泰斯特先生的痛苦是一个“物”，一个“可怖之物”。它避开所有的叙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固守在身体默然的现在：“当痛苦突然来袭，它并没有使过去明亮起来：它照亮的只是当下某些身体区域，引发局部的回响……如此一来，它便将意识缩减到一个短暂的现在，一个被剥夺了未来视野的、狭窄的瞬间……此处是我们距离故事最为遥远的地方……”

如今，痛苦被物化为一种纯粹的身体上的折磨。我们不能片面地将痛苦之无意义理解为一种解放行动，把痛苦从神学强制中解放出来。相反，它告诉我们，被缩减为一个生物学过程的生命，本身是多么空洞乏味。痛苦之有意义以叙事为前提，它将生命嵌入意义视域。无意义的痛苦只会发生在空洞、赤裸、不再讲述任何故事的生命中。

在《思想肖像》一书中，本雅明谈到那些治愈之手(hei lende Hände)。它们不同寻常的动作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它们在讲述一个故事，并从讲述中生出一种治愈力：“孩子病了，母亲让他到床上躺下，自己坐在他身边，然后开始给孩子讲故事。”本雅明认为，如果病人一开始就对医生倾诉心事，那么讲述本身就已经开启了疗愈的过程。本雅明思索的问题是：“如果每一种疾病都能顺着讲述的河流漂得足够遥远，一直到达河口，那么它们是否就都是可以治愈的呢？”痛苦是一座堤坝，起初还挡得住讲述的河流。但是，当“河流的落差变得足够大，大到将途中遇到的一切都冲进幸福的遗忘之海”时，堤坝就被冲破了。母亲那只轻抚着病童的手，为讲述的河流开辟出一条河道。然而，痛苦也不单纯是一座拦河的堤坝。我们更可以说，让河水高涨的正是痛苦本身，以便让洪流把自己也一起带走。痛苦引发了讲述，唯其如此，痛苦才真正是“一条可以通航且永不干涸的河流，将人类带向大海”。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叙事时代，是“计数”(Zählung)而非“讲述”(Erzählung)规定着我们的生活。叙事是精神的能力，能克服身体的偶然性。因此，本雅明认为讲述有可能治愈所有疾病，这并非无稽之谈。萨满教巫师用来祛病止痛的神奇咒语，也具有讲述的意味。当精神隐退，肉身便独掌大权。无意义之痛苦来势汹汹，精神也只能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泰斯特的问题‘一个人能做什么’挑战的是人类能力的最上限。但是我们也要顾及它的最下限：如果敏感性‘高于（针对上述问题的）所有答案’，如果有机体身上不受控制的部分获得了过度的权力，那么人类的能力就会被其‘痛苦潜力’排挤。无论浅薄还是深刻，瓦雷里一再发现的东西就是‘门槛’(Schwelle)，仍独自留在舞台上的身体伫立在这道门槛边，只留给精神一点灯光，而精神需要这一点微亮，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一败涂地。”

泰斯特先生预示了晚期现代人类的超敏感(hypersensi bel)，他们饱受无意义的痛苦。如今，精神宣布其无能为力的那道门槛正急速降低。作为一种叙事能力，精神自我瓦解了。恰恰在来自于外部环境的痛苦越来越少的现代，我们的痛觉神经却仿佛越来越敏感了，形成一种超敏感性(Hyper sensibilität)。导致我们对痛苦极度敏感的正是痛苦恐惧症，它甚至能诱发痛苦。受到规训的身体要抵御很多来自外部的痛苦，其敏感度不是很高。它的特点是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向性。它不太关注自身，而是更多着眼于外界。与此相反，我们的注意力则过多地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像泰斯特先生一样，我们执迷于倾听自己的身体。这种自恋的、疑心病般的自省，大概也是导致超敏感的部分原因。

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作为晚期现代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床垫下的豌豆给未来的公主造成如此多的痛苦，让她彻夜难眠。如今的人们可能就患有“豌豆公主综合征”。这种痛苦综合征的矛盾之处在于，痛因越来越少，而痛感越来越强。痛苦的程度无法客观确认，只能主观感受。“痛苦之无意义”伴随着日渐高涨的对医学的期待，让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显得难以忍受。我们不再拥有意义关联、叙事、更高的审查机构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床垫太软，让人受罪。

其实，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

文字丨原题为《痛苦之无意义》，选自《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德] 韩炳哲著，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

图片|Picture@Sorochinski Viktoria、Voldoire Aurelien

编辑|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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